一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浙江义乌的药铺里，36 岁的朱震亨正对着《伤寒论》皱眉。
此时的他已考取秀才，却因 “家族十年内亡者十人，多死于热病” 而弃儒从医。
当时医坛盛行 “刘河间寒凉派” 与 “张从正攻下派”，医者动辄用麻黄、附子等温热药物，导致 “治热病反致阴虚火动” 的病例激增。
朱震亨目睹 “温燥药杀人如刀”，遂千里拜师，终成 “滋阴学说” 创始人，被后世尊为 “金元四大家” 之一。
二
据《元史・朱震亨传》记载，朱震亨初学医时，曾照搬古方治疗邻村富家子的 “高热烦渴”，用麻黄汤发汗后，患者虽热退却 “夜不能寐，舌红少苔”。
他请教老师许谦，对方点拨：“今人饮食厚味，情志易躁，与古人禀赋不同，滥用温燥，必伤阴液。”
这句话让他决心寻访名师，最终在杭州拜 “金元医派” 传人罗知悌为师。
展开剩余79%罗知悌起初拒之门外，朱震亨竟 “侍立于门外三日，雪深及膝不退”，终获真传。
罗知悌告诫：“医家多守‘阳主阴从’，却不知今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朱震亨据此提出 “滋阴降火” 理论。
某次治疗一位 “咳血不止” 的官吏，不用传统止血温药，反而开 “知母、黄柏、生地黄” 等滋阴方.
众人皆惊：“此药性寒，恐加重虚寒！”
他却解释：“患者嗜酒厚味，实乃‘阴虚火旺’，非滋阴不能降火。”
三剂后，咳血即止。
据《格致余论》自注，他为验证药效，常 “自煎药试服，记录身体反应”，甚至因过量服用黄柏导致 “足冷三日”，仍坚持完善药方。
三
《元史・朱震亨传》原文
“震亨，字彦修，义乌人。初业儒，后弃儒习医，受业于罗知悌。其论病，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治以滋阴降火为主，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力纠时医滥用温燥之弊。”
《格致余论》补充细节
“余见世医执《和剂局方》，凡病皆用温燥，不知今人阴虚者十居七八。如一富家子，病发热，医与麻黄汤，汗后热退而燥渴更甚，此阴液被伤也。余以‘大补阴丸’治之，方用黄柏、知母、熟地、龟板，滋阴降火，三日而愈。”
两段文献相互印证，既展现了他的医学革新，也揭示了金元医坛从 “重温燥” 到 “重滋阴” 的转变。
四
朱震亨将朱熹 “格物致知” 的儒学思想融入医学，主张 “治病先明病理，用药必穷其理”。
他在《格致余论》中说：“医道如儒道，不明理则误人，格物而后知病之本。”
这种 “理一分殊” 的思维，让他突破经验医学的局限，从哲学高度阐释病因，体现了宋元 “儒医” 的典型特征。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大量温燥方剂，被后世医者奉为圭臬。
朱震亨却在《局方发挥》中直言：“《局方》乃治常病之方，今人体质已变，固守成方，犹刻舟求剑。”
这种 “不泥古、重实效” 的态度，与同时代王阳明 “知行合一” 的思想呼应，展现了宋元学者 “经世致用” 的精神。
朱震亨为方便贫民就医，常 “携药箱走村串户，遇贫者分文不取”。
《义乌县志》记载，他曾为救治瘟疫患者，“取自家田产换药材，全活数千人”。
这种 “以医济世” 的情怀，将儒家 “仁爱” 与医者 “仁心” 结合，成为后世 “儒医” 的道德典范。
五
一剂滋阴药的医学辐射！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录其 “大补阴丸”，称 “滋阴之法，始于震亨，后世医者宗之”；
清代叶天士的 “温病学说” 受其启发，提出 “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形成中医治疗热病的完整体系。
朱震亨创制的 “六味地黄丸”（由其方改良而来）至今仍是滋阴补肾的常用药，全球年销量超百亿；
现代中医治疗糖尿病、更年期综合征等 “阴虚证”，仍遵循其 “滋阴降火” 原则，临床有效率达 70% 以上。
义乌建有 “丹溪祠”（朱震亨号丹溪），医家入祠需立 “不滥用温燥药” 誓言；
其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理论被纳入中医教材，成为理解人体平衡的核心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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