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老财的好日子到头了：4万农民围住大地主，账得这么算！
一九四五年，那可真是个风云变幻的年头。脚盆鸡（指日本侵略者）是滚蛋了，可华北平原上的空气里，半点儿轻松劲儿都没有，反倒绷得跟弓弦似的。老百姓心里都悬着块石头，这天下，到底姓蒋还是姓毛？这日子，是能过得好点，还是换个主子接着受罪？
就在这个时候，晋冀鲁豫这块地界上，一场大风暴正在悄悄酝酿。风眼，就在那些个作威作福了几百上千年的地主老财身上。
说起这地主，那真是农民祖祖辈辈的噩梦。就拿安阳那个叫吴守珍的大地主来说，那家伙简直就是个活阎王。平汉战役一打完，解放区的天亮了，安阳西边和北边村子里的老百姓，那压抑了几辈子的怒火，一下子就顶到了嗓子眼。
开斗争大会那天，好家伙，黑压压来了四万多人，把个会场围得水泄不通。那阵仗，哪是开会，分明就是公审。一个老汉哆哆嗦嗦地上去，指着吴守珍的鼻子，话没说几句，眼泪就下来了，喊着自己闺女是怎么被糟蹋的。另一个婆姨哭得死去活来，说着自家男人是怎么被活活逼死的。一声声，一句句，都是血和泪。
吴守珍平时那股子横劲儿早没了，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一样，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最后，他彻底垮了，当着四万多人的面，磕头认罪，说愿意把所有的地、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赔。
你以为这就完了？这才哪到哪。
武安县，就是当时中央局的驻地，那儿也有个大地主。抗战那会儿，他滑头，早早躲进了县城里享福。现在解放了，农民们可不答应了，直接组织人马进了城，就在他家门口开斗（斗争）会。那家伙一看这架势，也怂了，乖乖把一箱子地契全交了出来，折价赔偿。完事儿后，农民们抬着胜利果实，在县城里敲锣打鼓地走了一圈，那叫一个扬眉吐气！
这种事儿，当时在整个解放区，简直就是遍地开花。冀南鸡泽县有个村子，叫北风正，一口气清算了五个汉奸恶霸。这帮家伙在鬼子占着的时候，当狗腿子，贪污、敲诈、抢占公家财产，啥坏事都干绝了。老百姓把他们的老底翻了个底朝天，一笔笔烂账算下来，逼着他们吐出来四百七十多亩地。当然，也不是赶尽杀绝，每家每户还是给留了点活命田。
要说最狠的，还得是晋城那边。天水岭有七户地主，搞了个“同泰会”，说白了就是个放高利贷的黑社会。那利息，平常都是“一加三”，也就是百分之三百，赶上荒年，直接飙到“一加五”。还不起？行，拿地、拿房子、拿牲口抵。几年下来，这七户人家的地翻了五倍。
斗争一开始，这“同泰会”立马土崩瓦解。地主们不仅把吞下去的地、粮食、房子、农具全吐了出来，还把老本都赔进去了。你猜结果怎么着？村里原本93户穷得叮当响的贫农，有89户直接翻身成了中农。这哪是分田，这简直是重新洗牌，把颠倒了几百年的乾坤，又给颠倒回来了。
一九四五年底，在峰峰煤矿，中央局开了个高级干部会议。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是个老煤矿区，充满了工业时代那种粗粝又充满力量的感觉。就在这里，大家伙儿定了第二年的三件大事：练兵、减租、生产。
会上，我把各地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运动一汇报，小平同志听完，就撂下一句话，言简意赅：“总之，发动群众要快一些。”他总是能一眼看到问题的核心。
伯承同志，不愧是军事家，他看得更深一层。他说：“群众不起来，军队孤掌难鸣。这不光是地方上的事，也是咱们军队的事。”这话算是点透了，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人心，打的就是群众基础。没有老百姓这片汪洋大海，你那几条小船，风浪一来就得翻。
会后，中央局发了个文件，是我起草的，名字挺长，叫《关于晋冀鲁豫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这文件里头，把咱们的思路掰开了揉碎了讲。
为啥要从“反奸清算”开始，而不是直接喊“打土豪、分田地”？这里头门道可深了。你想想，地主阶级盘根错节，势力大得很。你要是一上来就说要动所有地主的蛋糕，那阻力得多大？连一些中间派都得吓跑。
可你要是说“打汉奸”，那就不一样了。汉奸是民族败类，人人得而诛之。抗战八年，哪个村子没出过几个给鬼子带路的狗腿子？而这些狗腿子，十个里有八个就是地主恶霸。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跟日本人勾结，欺压乡里。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上加恨。所以，“反汉奸”这个口号，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所有人，连中间派、甚至一些开明地主都挑不出毛病。这就是统一战线。
等把这些民愤最大的汉奸恶霸打倒了，群众的胆气就壮了，腰杆子也挺直了。这个时候再提减租减息，清算旧账，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毛主席在批转这个文件的时候，还特意加了一段话，那真是神来之笔。他说，我们纠正“左”的错误，不是说打击豪绅恶霸也错了。这话的意思是，别束手束脚，对那些真正的坏蛋，就得往死里整，这不算“过火”。
说起“过火”，当时确实有些风言风语。有些跑到城里的地主骂我们，一些中间人士也嘀咕，甚至咱们内部也有人觉得，农民的搞法是不是太野了点。
我在会上就直接把话挑明了：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那手段叫一个毒辣，吃人不吐骨头。现在农民翻身了，出了口恶气，怎么了？我们还给地主留了房子留了地，让他能活下去，这叫“过火”？真要说过火，那也是他们过去几千年太过火了！
这场运动的威力是巨大的。到了一九四六年春天，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差不多一半地方的贫雇农都拿到了地。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我们更具体，叫“耕者有其三亩田”。这个口号，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井田制理想，但真正让它落到实处的，是我们共产党人。
农民分到了地，那积极性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给地主种，磨洋工。现在是给自己种，天不亮就下地，恨不得睡在地里头。生产搞上去了，政权稳固了，参军的年轻人，一波接一波，那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去的。
当然了，任何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当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搞“三亩推平”，不管三七二十一，按人头平分土地，结果把中农的利益也给伤了。中农本来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这么一搞，人家心里能没疙瘩？还有的城市，工人斗争学农村，要求提得太高，弄得资本家没钱赚，直接关门跑路了，影响了经济。
这些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嘛，哪能一步到位。但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细枝末节。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我觉得，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绝不仅仅是分了多少亩地，让多少人吃饱饭那么简单。它真正的意义，是在精神上，把压在中国农民头上几千年的那座大山给彻底搬开了。它让千千万万最底层的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牛马，而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这种精神上的翻身，才是最根本的，也是我们能最终赢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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