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刚坐上皇位那会儿,建文帝搞起了改革,对宗室动手,结果惹得叔叔们纷纷起兵反抗。要是削藩真成了,后果可能更糟。这个变化,好像离得很远,其实在几年的决策中就悄悄埋下了种子。
【削藩横起·建文帝踢响第一脚】
1398年闰五月间,皇太孙朱允炆坐上了皇位。朱元璋一去世,这决定就很快定了下来,宫里看着挺平静,可朝廷里却是风起云涌。他一上任,头一件事就是下令全国减轻赋税、释放囚犯,展现出一副仁政爱民的样子。不过,这背后可没这么简单,宫廷里的权力很快就重新洗牌了。
建文元年六月,朱允炆把左右丞相的职位给撤了,定下“不再设中书”的规矩,让权力直接到了内廷手里,军国大事就由皇帝和“内阁”一起商量决定。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个人慢慢走到了决策的中心。这时候的中央政府,虽然看上去是文人在管事,但其实是皇帝直接下命令,不容别人反驳。同时,宗室藩王的问题也开始被提上日程。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曾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让他们守着重要的地方,封地几乎遍布全国。燕王朱棣守着北平,周王守着洛阳,齐王在山东,楚王在湖南,闽王在福建。这些藩王手里有兵、有钱、有地,形成了一个地方上“半独立”的体系。这个制度持续了二十多年,但等太祖一去世,朝廷就开始对藩王们下手了。
建文帝刚登基时,齐泰就进言说:“藩王权力太大,恐怕对国家不利。”黄子澄也多次建议:“应该削减藩王权力来安定天下。”方孝孺态度更坚决,认为“不先削藩,国家就难以长久安定”。三人接连进言,皇帝采纳后制定了政策,这就是“建文改制”。
削藩先挑软柿子下手。周王朱橚、齐王朱榑、湘王朱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一个接一个被拿下,有的被废,有的被迁走。齐王先被关起来,湘王被逼得自焚,周王丢了爵位被赶到别处。朝廷发话,说“为了天下太平,皇族该安分守己”。可实际上,废王的诏书像雪片一样飞,一个月里好几个皇族被撤。这波操作又快又狠,满朝文武都明白,朝廷的规矩彻底变了。
1399年四月,文书直接送到了北平,告诉燕王要“听从皇上的命令,好好守着自己的封地,别随便动用军队”。朱棣气得不行,但还是没动手。北平那边开始召集士兵,修补城墙,还招募边防的兵士。朝廷里的人没发现什么,或者就算发现了也装作不知道,朝廷上下还沉浸在“削藩已经成功”的喜悦中。
朝廷里的奏章开始对燕王产生怀疑,说他“私藏兵马、心怀不轨”。黄子澄上书请求让朱棣回京“养病”,其实是想把他软禁起来。朱棣装疯卖傻,避开了这次调令。接下来的半年里,北平的兵力大增,军械库也重新开启。朝廷却毫无动作。那段时间,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是最为紧张的蓄力阶段。
此时,南京城里消息已经传开,不少文官私下里商量着要辞去官职。南京的卫军一批批被调去北方,去补上北直隶防线的缺口。京营的主要兵力不太稳固,而带兵的督军大多是文官,没什么实战的经验。
建文元年冬天,朝廷对宗室亲王的削藩行动已处理了五位王爷,朝中上下信心满满,文告里常常提到“削藩成效显著”“国家复兴开端”。但这时候,燕王手下张玉、朱能、谭深等人已组成了一支完备的战斗队伍,北伐的目标很清晰,连战斗口号都准备好了。
【烽火连天·三年血战铺开】
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北平发动起义,打出了“清除君王身边的坏人,铲除奸臣”的旗号,矛头直指黄子澄和齐泰两人。喊出这个口号后,战事迅速爆发。首场战斗在沧州打响,燕军突然发动猛攻,朝廷的军队毫无防备,导致数万人丧生,北直隶一带的防线随即崩溃。
朱棣带着军队往南打,很快就把大名府、德州、济南这些地方都拿下了。朝廷赶紧让耿炳文当主帅,带着兵往北去打朱棣,结果没挡住。南京那边调兵速度慢,军饷也送得不及时,辅政的文官们安排得也不妥当,军队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全显现出来了。
建文帝心急火燎地召集大臣,任命李景隆当统帅,再次出兵北伐。李景隆年纪轻又没多少经验,打仗方法太死板。第二年刚开始,李景隆的军队在白沟河被敌军主力突袭,全线崩溃,十万人的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燕军趁势一路猛追,直逼山东地界。山东的明军选择投降,华北大部分地区都被燕军收复。南京方面让方孝孺谋划防守之策,又重新起用耿炳文,想死死守住河南防线。但此时战局已不是简单的节节败退,而是朝廷核心力量被重创,军政之间无法有效配合,民间舆论也开始变得悲观起来。
1401年夏天,燕王的军队跨过了淮河,拿下了庐州,直逼南京的城外。朝廷最后的防线,由都指挥佥事盛庸坚守着。他们战斗力还行,硬撑了一年,给南京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时,朝廷内部却开始动摇了。齐泰被贬了官,黄子澄被免了职,方孝孺也闭门不出了。之前力主削藩的三个人,不是退就是倒,建文帝的政权核心就这么崩塌了。
1402年六月,驻守南京的曹国公李景隆开城投降,朱棣的军队顺利进城。南京的官员们都没敢出声。这时皇宫起了大火,建文帝也不知去向。太皇太后被控制,大臣们纷纷跪地迎接新主。三天后,朱棣登基称帝,年号定为永乐,靖难之役至此画上句号。
这场仗一打就是三年。中央那边的将领频繁换人,驻地、策略也跟着变来变去。燕军那边呢,一直都是朱棣亲自带着,指挥起来顺顺当当,兵力也一直充足。朝廷那边,行政、军事、财政都乱成一锅粥。之前想通过“削弱诸侯,稳定皇族”来加强中央集权的计划,也在一场场恶战和政变中彻底泡汤了。削藩引发了动乱,改革又带来了政变,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建文时期的改革制度连同名字都被彻底抹去了。
【政权更迭·改革化为虚名】
南京城被攻破后,皇宫里到处燃起大火,太监和宫女们慌慌张张地四处奔逃,皇城里再也找不到皇帝的身影。建文帝朱允炆不知去向。这场景,既没有详细的记录留下,也没有公开的文书流传。朝廷的权力空缺只持续了短短几个小时,很快就被朱棣全面接管。
靖难之役打完三天后,朝廷里的官员们都被要求一起去拜见新皇帝,李景隆、王宁、马宣这些人跪着请他即位。朱棣说自己这是顺应天意和民心,便下诏书正式登基,把年号改成了永乐。宫门上的牌子换了,年号也换了,各种制度也改了,建文帝在位时留下的所有政令都被废除了。整个朝廷开始了一场大清洗,文件、礼仪、制度都被快速地替换掉了。
文官队伍经历大规模换血。齐泰和黄子澄被关进大牢,方孝孺因拒绝起草诏书,遭十族被诛。清除行动迅速且彻底,没有丝毫缓冲。同一时期,明朝史书中删去了建文年号,改用“洪武三十五年到永乐元年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来表述,还称这是“废除了假政权”。凡是政书、文集里提到建文朝的,全都被烧掉或者埋掉。朝廷想用制度、史书和舆论这三种办法,把整个建文朝从历史上抹掉。
重建宗室规矩,成了新王朝的首要大事。永乐刚开始那会儿,朱棣就重新搞起了宗藩那一套,又封王又给地,还派皇子们去镇守边疆的重要地方。宗室们手里的权力虽然稍微收了点,但带兵、收税、建官署这些实权都还在,跟建文帝削藩那会儿比,也就表面上变了个样。封王的框架没变,只是现在更讲究规矩了。
这背后的做法有着政治上的打算。朱棣靠靖难之役夺得皇位,政权的合法性本就受人质疑。他只有依靠宗法制度,巩固皇室的根基,才能让后宫和东南的文官集团安定下来。他不敢再贸然废除藩王制度,而是通过严格控制兵权、增强京城军队实力来维持政治平衡。
建文时期的大部分旧臣遭到了清算,朝廷从此进入了永乐的政治核心圈:大力提拔北军将领、推崇老将、限制文官参与政事议论。这和建文帝刚执政时“重视文治、削弱藩王权力”的做法截然不同,永乐政权把所有政治重点都放回了稳定宗室和军事优先的轨道上。
这一变动让改革成果彻底化为乌有。建文帝时期推行的“内阁单独议政、整编京师驻军、废除宗藩制度”等措施全部作废。南京与北平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政治中心也转向了北方。朝廷不再谈文官参与朝政的事,转而大力加强西北边防,为五次出征蒙古做准备。
【若削藩成功,明朝更艰险?】
历史没法假设。不过在那场“没成功削藩”的仗打完以后,有人就问了:要是削藩成功了,明朝会不会变得更厉害呢?
假设建文帝成功把所有藩王都解决了,让宗室只管祭祀,没实权、不离开京城、不掌握军队,这样中央的权力就会空前集中——制度会更明确,军队指挥更统一,财政调配也更顺畅。文官们就能迅速推进税收、法律、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这看起来像是制度大提升的开端。
问题就出在这儿。朱元璋晚年对文官集团心生不满,于是设藩来分散权力。如果中央完全把藩王的权力都削掉,那所有的政治压力都会压到皇帝一个人身上,官僚体系的权力分配就会失衡。没了藩王的制衡,文官们没了约束,制度虽然能推行,但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中书省独揽大权、朝廷议论纷乱”的情况。权力不再相互制衡,矛盾爆发时也就不再温和。
没了宗藩的约束,中央一开始可能效率更高。但要是权力出现漏洞、官员腐败、军事政治不给力,整个政权就没有应急调整的余地了。宗藩虽是麻烦,但也能起到缓冲作用。削得太快,结构容易崩塌。改革成功后,要是后续支撑不够,结果可能难以掌控。
另外,建文帝在政治上的手段较为温和,没有那种强势君主的作风,决策时常常被文臣左右,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削藩顺利完成后,文官的势力迅速壮大,会不会出现结党营私、误国误政、机构臃肿的情况,谁也说不准。而且地方上没有灵活应变的封疆大吏,什么事都要上报京城,会大大降低应对变化的效率。
历史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靖难那三年战事惨烈,却维护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永乐帝建立的政权虽不是建文帝心中理想的模样,但随后的几十年里,它确实稳固了边疆、整治了内政、修订了文化典籍、出征西域,还兴建了许多工程。虽不完美,却有章可循地维持了稳定。
朱允炆没能在历史上开创出繁荣的文治时代,但也没让明朝陷入更严重的混乱。朱棣靠武力夺取了政权,可他没推翻明朝,而是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重新调整了宗法秩序。
两人相争的背后,藏着制度框架、文武权力分配、权力相互牵制这三者间难以解决的矛盾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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